國家發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國家將從放寬準入、政策支持、營商環境、信息服務、產權保護五個層面發力，破除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障礙，激發經濟的活力和動力。

作為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風向標，民間投資的動態已經時刻牽動著市場的心。

民間投資增速逐漸企穩回升

“改革開放40年來，民間投資和民營經濟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已日漸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優化產業結構、繁榮城鄉市場、擴大社會就業的重要力量。”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研室主任、新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

從投資總量占比看，2012年以來，民間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已連續5年超過60%。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保持在8%以上，始終高于全國的整體投資增速，增幅逐月擴大。1-7月份，民間投資增長了8.8%，比整體投資增速高3.3個百分點。從投資占比看，近五年來民間占整體投資的比重始終是保持在60%以上，1-7月份，民間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達到62.6%，同比提高了1.9個百分點，是投資的主力軍。

“民間投資持續增長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個是我國宏觀經濟穩中向好，企業盈利預期提升，提振了企業經營者的信心，民間投資意愿增強;二是國家建設資金投入的帶動作用，民間投資監管政策松動，如前幾個月浙江、廣東等地都出臺了萬億基建資金的計劃;三是經濟轉型帶來消費結構的轉變，這為民間投資的增長創造了空間，不論是旅游、信息等新興消費點還是住房、汽車等傳統消費點都起到了引領作用。”中研普華研究員周少冬對記者表示。

“2016年以來，隨著促進民間投資一系列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顯現，民間投資增速也逐漸企穩回升，今年以來民間投資運行總體呈現出‘兩穩兩優’的特點。”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韓志峰說。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政府工作報告》要求，落實鼓勵民間投資政策措施，在鐵路、民航、油氣、電信等領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項目，務必使民間投資進得來、能發展。

不過，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司長歐鴻表示，當前制約民間投資增長的問題和挑戰仍然不少，一些體制機制問題仍沒有得到根本解決，部分領域對民間投資進入仍存在隱性門檻，融資難融資貴、成本高負擔重等問題仍然存在，民間投資持續健康發展還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也對記者說道：“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壓力依然巨大，民間投資也面臨一些制約因素。這些因素集中體現在營商環境方面，諸如企業主體地位未確立、市場準入門檻較高、投融資渠道不暢、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等問題，給民營企業經營造成較大負擔。同時，今年以來，隨著去杠桿的推進，對影子銀行的打擊，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影子銀行的信用創造功能，之前依靠表外融資的企業面臨較大的再融資壓力，信用風險上升，信用違約事件增加。此外，資管新規出臺后，表外業務回表、回信貸，受當前資本充足率、合意信貸規模和流行性的約束，銀行表內難以承接表外業務的信用供給，導致表內和表外的廣義流動性收縮，貸款利率、非標利率和信用債收益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弱信用資質主體的民營企業受緊縮壓力不對稱影響，受到了更大的沖擊。”

具體而言，吳琦向記者分析稱，制約民間投資的問題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去產能和環保限產推進、部分領域和地區經營風險加大導致民間資本“不敢投”;二是經濟增速放緩、項目投資回報下降導致民間資本“不想投”;三是部分行業準入門檻過高導致民間資本“不能投”;四是政府服務欠缺、投資環境仍需完善，導致民間資本“不愿投”;五是金融、財稅等相關支持不足、民企融資難導致民間資本“無法投”。

周少冬也向記者指出幾點問題，“第一、經濟轉型出現內外壓力，新舊動能轉換難度大使得部分民間投資望而卻步;第二、投資方面，政府主導地位仍舊十分明顯，民間投資更多的是跟隨，起引導作用的地方不多;第三、當前投資渠道有結構性偏差，沒有打通社會整體的投資和融資渠道，民間資金容易集聚在某幾個行業;第四、法制和誠信環境還尚待改善，民間投資的不安全感仍然存在。”

政策激勵持續加碼

國家發改委政研室主任、新聞發言人嚴鵬程表示，民營企業撐起了我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民營經濟也是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下一步，將從五個層面發力促進民間投資發展，包括抓放寬準入、抓政策支持、抓營商環境、抓信息服務、抓產權保護。

在放寬準入方面，將逐步消除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等領域的各類門檻，取消和減少阻礙民間投資進入養老、醫療等領域的附加條件，破除各類隱形壁壘，解決好民間投資“不能投”的問題。在加大融資支持力度上，研究推廣有關地方建立民營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的做法，鼓勵金融機構運用大數據為民營企業貸款提供支撐，引導金融資源流向民營企業，解決好“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在產權保護方面，要推動涉產權冤錯案件甄別糾正工作取得更大突破，推動地方解決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問題，提升民間投資的“安全感”。

周少冬指出，從政策的內容來看，從外部環境建設、市場準入門檻和信息產權保護幾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支持力度和明確的方向性，可以對目前日益高漲的民間投資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

不過，“也存在一定的阻力，而且很多地方阻力很大。一類是行業本身形成的壁壘，民間資本逾越不容易，比如民間資本進入養老、醫療領域，這些領域需要大量投入，且前期回報率很低，需要長期的投入;二是各類實際操作中的限制。”周少冬補充說。

吳琦也認為，發改委推出的舉措都非常有針對性，但具體效果還有待檢驗。

顯然，民營企業在促進經濟發展、吸納就業、創造稅收等方面已經成為了主力軍。民間投資能不能穩住，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的前景。

未來，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促進民間投資，還需在哪些方面發力?

吳琦稱，促進民間投資，關鍵在于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進一步推進放管服改革，改善和加強政府公共服務。從解決民企融資難題的角度，鑒于目前寬貨幣和緊信用并存的局面，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不高，應著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推動寬貨幣向寬信用轉變，恢復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和金融市場的融資功能。此外，應加強鼓勵民間投資相關政策的落實與督查，加強相關部委、各級地方政府的協調性，形成政策合力。

周少冬表示，民間基本的逐利性是非常強的，最根本的還是在打通社會投資和融資壁壘，形成暢通的資金流入和流出路徑。進一步為企業創造市場需求，有盈利空間就會激發民營投資。因此，在簡政放權以及社會環境建設方面，都需要花費大力氣。

總而言之，只要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能夠充分調動起來，以及隨著投資結構的不斷改善、資源配置的持續優化，中國經濟才能沿著超高質量發展穩步前行。